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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

在今天的莫斯科,保存着一份1927年6月26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在会议上,苏联顾问鲍罗廷力主中共中央的“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强调“我们党同莫斯科没有共同立场时,我们连一步也不能前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们纷纷表示了不同意见。
陈独秀:莫斯科的指示我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因为我们确切知道,莫斯科的所谓土地革命指的是什么。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五点。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不应退出政府。首先我们中国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通报莫斯科。
张国涛: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再次回电莫斯科。
周恩来: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从罗易到来时起,从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到这里之后,我们这里就经常出现分歧。一切都始于北伐。这种情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我们同共产国际进行过争论。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资料来源: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思考讨论:
1.以上记录中表明中共中央早期的领导者们对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背景的教条主义持什么态度?
2.结合本案例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
 
案例点评: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的,对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依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具有不可避免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在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之际,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者们虽然拿不出一个挽救革命的具体纲领,意见也并不一致,但都对莫斯科的指挥表示了不满,对教条主义表示了怀疑。然而,要真正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仅有对莫斯科的指挥表示了不满,对教条主义表示了怀疑是不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已被共产国际罢职而处于赋闲地位的陈独秀沉痛地说:“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来领导”。因此,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找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道路问题就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这一任务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